中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文艺批评家王先霈老师走了，悄无声息地走了，没有让我们与他告别，也没有让我们给他献上一个花圈或敬上一句悼词。
5月6日下午4点多钟，我去接在华师幼儿园的孙女，陪她到西区校史馆前面的草坡与同伴玩耍。
6点左右，我们刚进家门，老伴便迎上来，小声对我说：“王先霈老师走了！”我怔住了，连忙问：“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文学院退休群里发了讣告。
我赶忙打开微信群，看到文学院的讣告，说王老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5月4日17时逝世，享年87岁”，又说“遵照本人生前遗嘱和家属意愿，王先霈教授丧事从简，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和灵堂吊唁活动，择时举办王先霈教授追思会”，落款时间是2026年5月6日。
我呆呆地站着，不相信这是真的，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缓过神来。
记得去年4月11日上午，学校离退休处和老年协会组织“沐春健足行”活动，王老师不仅全程参加了，还和我们一起走到文学院，在文学院门前合影，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还不错。
6月，拙著《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出版，我收到样书后，与王老师联系，想送一本请他指教。王老师微信回说：“齐洲教授:新著出版，诚挚祝贺。我因懒做家务也避即将到来的暑天，住进荣军医院的养老院。获读大著只好稍后另觅机会。预先表示感谢！”
我向他报告，下个月我们可能会去恩施野三关避暑，待秋凉返校后再去看望他。王老师当即表示：“我到康养中心没有报告文学院管理方，自己悄悄来，以免惊动打扰。愿秋凉后愉快相聚。祝你们野三关之行圆满成功！”
从野三关回来后，我几次与王老师联系，知他仍在荣军医院康养中心，想去看看他，他没有告诉我具体住址，只说以后回华师再通知我。
我怕到康养中心看望会造成打扰，给他带来不便，总以为相距不远，定有机会见面，所以就没去康养中心。今天想来，真是懊悔莫及。
我和老伴商量，一定要去王老师家里看看。我们很快吃了晚饭，从东区匆匆赶往北区，来到王老师住的博导楼北楼。
从楼下往上看，王老师的宿舍没有灯光，家里肯定没人。我们打电话给文学院老协会长吴满珍教授，向她打听有关情况，以为她肯定知道此事。
出人意料的是，吴会长并不知情，答应了解情况后再告诉我们。我们只好悻悻回家。回家后不久，吴会长打来电话，告知文学院也是今天下午才得知王老师逝世消息，王老师的后事已由家人处理完毕，主要是遵照王老师的遗嘱，不想麻烦文学院和惊扰大家。
王老师悄无声息地走了，留给我们无穷的遗憾，也留下我们无尽的哀思。
我不是王老师的嫡系学生，只能算是私淑弟子。而王老师对我的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持续而长久的。王老师给予我的帮助，无私而慷慨，令我终生难忘。
上世纪80 年代初，我开始进入学术研究领域，主要关注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理论。除在《文学评论》、《江汉论坛》、《水浒争鸣》等刊物发表了几篇《水浒传》研究论文外，还在《社会科学研究》、《争鸣》、《文学遗产》、《荆州师专学报》发表过《金圣叹小说理论初探》（1981）、《论“动心说”——金圣叹小说理论再探》（1983）、《中国古代小说起源探迹》（1985）、《重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1985）等文。
那时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人不多，资料收集颇为困难，学术刊物也比较少，可供参考的研究成果不多，所以我在进行研究时常感力不从心。
不过，当我看到1988年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王老师和周伟民先生所著《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时，眼前一亮，真有拨云见日的惊喜，又有久旱逢雨的畅快。
我认真地研读了这部具有开创之功的古代小说理论批评巨著，受到极大启发，决心将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发展史作为自己今后的研究课题。从此，我在内心里也默认了王老师就是我的学术引路人。
我和王老师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荆州师专，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1983年我担任荆州师专教务处副处长，1986年任处长，直到1992年底，一直主抓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期间请过华师的石声淮老师、杨潜斋老师去讲学，也请过王老师。
由于荆州师专中文系的老师多数都是华师毕业，因此请华师老师讲学大都通过他们联系，我对细节的记忆也就模糊。不过，王老师身材魁梧而不苟言笑，演讲不疾不徐又要言不烦，见解平实中肯而又深刻睿智，给我留下难忘印象。
和王老师认识后，我曾先后向王老师推荐过几个青年教师到华师文艺理论助教班进修或攻读硕士学位，王老师都给予过帮助。
我自己所写的偏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心得有时也寄给王老师，请他指教。例如，1988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象征主义——中国文学的传统方法》和在《天津社会科学》发表的《传统审美心理初探》、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的《元代文学思想之嬗变》、1995年在《文学遗产》发表的《王逸和〈楚辞章句〉》、199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文学观念的符号学探原》等文，都曾奉请王老师批评。
1991年出版的我第一本专著《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1993年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古典小说新探》，也曾奉请王老师指教。
王老师得知我正在编撰《湖北文学史》，便邀请我参加他主编的《荆楚华章》，让我负责古代诗文的选注，熊忠武负责现当代诗文的选编，此书纳入王重农出任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的《“爱我家乡”丛书》，199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老师桃李满天下，有很多学生适合做这项工作，他选择让我来做，不仅是对我的信任，更是对我的培养，我因此一直感念在心。
1994年10月，我从荆州师专调到湖北大学文学院后，离王老师近了，请益的机会自然多了。而实际上，我与王老师的联系并不多。一来王老师太忙，我怕打扰他；二来我生性保守拘谨，主动性往往不够。不过，王老师却一直关心着我，也默默地帮助我。
2000年，华师获得汉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后，王老师就主动向院里推荐，希望文学院引进我担任古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以加强古代文学学科建设。
2001年10月，我加盟华师文学院后，才从其他老师的口中得知此事的原委，但王老师却从来没有向我提起，我也一直没有向他求证过。
这一过程，我在华师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文章《话边缘行走 忆情缘旧交》中做了说明，王老师的胸怀和格局，的确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我真庆幸自己能够遇见这样好的伯乐，也衷心感谢王老师对我的信任与提携！像这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关怀，这样不求回报只重培养的义举，王老师之于我，并不仅仅只有此事，最典型的至少还有两件。
第一件。2009年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学研究》以“优秀”等级结项，我没有急于将结项成果《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出版，而是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对它进行修订完善，于2012年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设立《成果文库》已经三年，华师还没有著作入选，我希望能够有所突破。
为了提高竞争力，我请王老师写篇序言冠于书首，以期引起评委注意。王老师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他认真通读了全部书稿，将拙著的学术特色揭示出来。
他在序言中说：“把发生学方法应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的专门著述，在国内颇为罕见。王齐洲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是这个领域里一部探索之作，这是作者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长期潜心思考的结晶，是一部资料翔实、论析深入、见解独到的很有分量的力作。”
又说：“文学观念发生史研究，既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理论史研究创新的必要前提，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精神确立发展的坚实基础，意义十分重大。发生学方法既要求严密的实证性，又要求高度的思辨性，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本书在这两方面都做出了辛勤的努力，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所以值得特别重视。”
这样概括拙著的特色，无疑会增强评委们的印象，加大拙著在申报成果中的竞争力。拙著也因此得以入选2013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成为华师第一部入选《成果文库》的专著。
更令人感动的是，拙著入选《成果文库》公示后，王老师又主动对我说，他想将序言再修改一遍，以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并很快就将修改稿传我，让我如期将书稿交出版社。
此情此景，历历在目。王老师对学术的敬畏，非普通学人能望其项背；王老师对晚辈的扶植，也不是一般长者所能做到。如果说是王老师造就了我的这份荣誉，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第二件。2010年至2013年，时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方方女士组织编撰《湖北文学通史》，邀请我担任《通史》第二卷（宋元明清文学卷）主编，王老师被聘为编委会顾问。
《通史》第二卷初稿完成后，王老师又担任了本卷主审。他在2012年12月5日写的《审阅感想与意见》中说：“这部书稿，材料丰富，其中有许多一般文学史所没有、一般人不容易查阅的地域文学史料，使读者对于湖北文学近一千年来的发展获得整体的较为系统的了解，其功用甚为显著；全书结构安排也颇合理，虽由数人分头撰写，各部分风格接近，是一部优质书稿。”
这样充分肯定书稿，对担任主编的我是莫大的鼓励。当然，他也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明确指出书中“难免还是有少量不够统一协调之处，如关于李贽与耿定向关系的叙述，内容与文字都好，但与文学关系不是很紧密，与其他章节做法不一，似可大压缩；栗引之修《当阳县志》一节也有较多超出文学范围，篇幅可以减少”。
凡需要修改处，王老师都在书稿上做了具体批注，成为我后来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依据。
书稿出版后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与王老师的悉心指导有极大关系。
而《通史》第一卷（先秦至五代文学卷）原本不由我主编，因方方女士和主审专家都以为第一卷初稿不合《通史》编撰理念，决定推到重来，另起炉灶。
当方方女士与我联系，劝说我接受第一卷主编任务时，我先是明确拒绝，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后来方方女士特意说明王老师也赞成由我来主编，我就只好接受下来，并勉力完成，不想辜负他们的信任。
《湖北文学通史》四卷本2014年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后来获得第十届湖北省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获奖的虽是我们，但王老师无疑是托举我们的巨人。
王老师是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湖北省作家协会前主席，门生故旧甚众，本可以风风光光地告别尘世，但却选择了悄无声息地离开人间。
他活得那样精彩，那样通透，又走得这么突然，这么潇洒，不得不令人浮想联翩，感佩万分！
王老师走了，与他一起奋斗过的同事、受他教育栽培过的学生，无不深感悲痛，纷纷献悼词、撰挽联、写诗文，赞扬他的学问，歌颂他的人格，肯定他的贡献。
作为王老师的私淑弟子和倾心培养的晚辈，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受王老师影响和栽培的主要收获写出来，呈现给阅读此文的读者，以便了解王老师的高尚人格与豁达胸襟。
我也努力提醒自己，应该化悲痛为力量，自觉以王老师为榜样，像他那样为人，也像他那样为学，继承和弘扬王老师的人格品质和学术精神，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以告慰王老师的在天之灵。
敬爱的王老师永远活在我的心里！愿王老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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